受儒家思想影響及“忠厚”家風熏染的純粹意義上的幫助，并不全代表著對受幫助人的成全，它有時會將滋生的罪惡、意外的誆騙、暴力的勒索和惡劣的后果一并帶給施恩的人，甚至比“曹操殺呂伯奢”更為可恨，而我的父親，恰好就經歷了這樣慘痛的一幕。

在“我是同鄉介紹和幫助才得以在天津立足”和“將心比心、推己及人思想心態”的雙重引力下，我的父親對于從山東來天津創業的同鄉往往來者不拒，雪中送炭，慷慨解囊、無私幫助的事情多的數不勝數。

父親聽說有山東同鄉前來尋求幫助后習慣性地和對方攀談起來，可對方決口不提“從事什么營生、地點選在哪里、還差多少本金”等細節性的事宜，張口閉口只給父親說一句話：“我需要五千大洋。”

父親隱隱約約察覺到這些人并不是來天津創業的，他們那種好似別人欠了他們錢的口氣和除了錢不談其他的可疑行徑，讓一度樂于助人的父親開始警覺起來，在反復交流之后以父親“讓大家都再想想，第二天再談”之類的話疑惑收場，可第二天要見面的時候，這些人只是留下了一個“將大洋送王某某處”的一個便條后便不知所蹤了。

平生次遇見這樣的事情，父親雖然覺得荒誕可笑又疑點重重，但在外闖蕩多年、見慣了形形色色的人的父親并沒有將這一反常現象放在心上，父親把這件事停留在“或許是某些外地人或者不相干的人想來騙錢、沒騙到錢后草草一走了之”的認識上，然后忙碌的工作節奏和雨點般的時間腳步將這件事情漸漸淡化在父親的記憶里。

沒想到這一小小的疏忽竟然帶來了致命的災難。某一日晚上半夜，一行人忽然開始敲祖父家的門，急促而粗暴的敲門聲將熟睡中的祖父和祖母驚醒，“半夜敲門、不報姓名、動作粗暴”等種種跡象讓爺爺形成了常識性的判斷：這些人絕不是什么好人，不是地痞流氓就是江湖慣犯。

爺爺小心翼翼地以一句“你們是誰，什么事”相詢，可只得到了一句“開門，我們找你有事商量”的回答，敲門聲如拳頭砸在墻上一陣比一陣猛烈，爺爺情知事情不妙，便將家里的八仙桌放倒在地作為防御，然后拿出家里的獵槍對準門口并對外邊的人喊話：“這么晚了，你們要干什么？”而外邊的人除了催促著趕緊開門之外別無他話。

一陣對峙之后的槍聲打破了夜的寂靜，外邊的人遲遲等不到開門便開槍示警，氣氛一度變得異常緊張，這伙人無奈之下便開始硬闖，沖破道門后開始沖第二道門，爺爺為了防衛便向他們開了槍，隨后對方的人開槍還擊。

每個略知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初這段世界歷史的人都會深切地感受到那個時代的中國所遭受的苦難，外部帝國主義的經濟掠奪、土地瓜分、武力入侵和中國內部的農民戰爭、革命起義及西學東漸一度敲響了封建王朝的喪鐘，受經濟基礎決定的上層建筑幾度被推上毀滅的邊緣，混亂的秩序和淪喪的道德如揮之不去的陰影般籠罩在每一個中國公民的頭上。《南京條約》、《璦琿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辛丑條約》等的簽訂以及賠款和開放通商口岸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就好比無數的針頭插在人體動脈血管上抽血一樣，使得本來就羸弱不堪的中國人民被進一步壓迫甚至是掠奪，時代劇變下的戰亂侵蝕及制度奔潰導致固有的出路被摧毀，一場被壓迫下的反抗和拯救性的革命呼之欲出，我的父親就在這樣的國際國內環境下來到了這個世界。

把國內外動蕩環境所帶來的災難照本宣科或者對號入座地強加到一個普通百姓的身上，難免有些牽強附會或過于較真，但大環境下的歷史卻是從局部濃縮或者延伸而來的，遺憾的是，我們每個自然人所感受到的大環境都是小地域、小范圍的，但以小見大、從一個普通人的身上感受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卻不失為一種明智之舉，至少一個人的經歷不會被戴上形形色色的帽子從而發生扭曲，以此而論，任何一個小人物都是時空穿梭中的大歷史，而我父親一生的經歷，就承載著這個特殊時期的歷史變遷。